從個人經歷，看見自由與記憶
本次講座中，作家余杰從自身經歷出發，回顧中國共產黨的崛起，以及過去百年間美國對中國政策的變化。他認為，中共今日的發展並非單一因素造成，而是中國自身的政治傳統、蘇俄革命輸出，以及西方國家長期對中國的戰略判斷共同作用的結果。
余杰先談到自己的生命經歷。1989年，他仍是學生，在成都接觸到六四事件的消息，也因此開始思考國家自由與個人的關係。至此之後，他持續以文字回應中國的政治與社會現實，畢業於北京大學後，由於其文字的穿透力觸動了極權神經，卻遭中國下令全國性封殺。2012年離開中國、前往美國後，他得以在相對自由的環境中繼續寫作。
中共崛起：歷史、制度與國際力量的交會
談到中共崛起，余杰提出三個重要因素。首先是中國自身長期的大一統與專制傳統，他以「插頭與插座」比喻馬列主義與中國政治文化的結合；其次是蘇俄對中國革命的支持，使共產主義得以在中國建立組織與政治力量；第三則是美國長期對中國政策的影響。
從二戰後的外交政策、尼克森時期的聯中抗蘇，到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，余杰認為，美國過去對中國的接觸與合作政策，在帶動中國經濟發展的同時，也讓中國逐漸累積更多國際與經濟影響力。
因此，本次講座的核心問題之一，便是「養共為患」：當一個國家長期以合作、交流與經濟往來看待另一個政治體制時，是否也可能在過程中培養出新的戰略風險？余杰從歷任美國總統的對華政策談起，認為過去美國對中國的期待，往往建立在「經濟發展將帶來政治改變」的想像上，但這樣的期待並未如預期發生。
從「養共」到「全面對抗」：余杰眼中的川普2.0
在歷任美國總統的對華政策中，余杰特別談到川普。他認為，川普的出現代表美國對中政策的一個重要轉折，將過去以合作、接觸為主的思維，逐漸轉向以戰略競爭與制度性風險來看待中國。
余杰指出，川普不只將中國視為經濟競爭對手，也將共產主義與自由制度之間的衝突放在更重要的位置。美國過去透過經濟、技術與國際體系協助中國發展，原先期待中國逐漸融入自由世界，但中國崛起後，反而成為美國需要面對的重要戰略競爭者。在他的解讀中，川普正是試圖打破這套長期政策邏輯的政治人物。他認為，川普第二任期所提出的政策方向，可視為對過去「養共為患」的一種回應，包括降低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、重新檢視經貿關係，以及強化對中國戰略競爭的準備。
余杰也提到川普在個人社群平台上的多次發言。例如2025年中國舉行九三閱兵時，川普曾在社群平台談及習近平、普丁與金正恩共同出席活動，並提到二戰期間美國曾協助中國對抗日本的歷史。這些言論在余杰看來，反映川普試圖重新強調美國過去對中國的援助與犧牲，以及今日中美關係已經產生的巨大變化。此外，余杰也談到川普以「America Will Never Be a Communist Country」（美國絕不會成為共產主義國家）為核心的反共論述，認為這不只是針對中國，也是在重新界定美國自身的政治價值。
不過，川普的對中政策並非單純只有對抗。2026年9月，川普與習近平在華盛頓舉行會談，雙方討論貿易、人工智慧、台灣及伊朗等議題，並延長既有的貿易休戰安排。這也顯示當前美中關係同時存在競爭、談判與合作等不同面向。余杰將這些政策變化放在更大的全球戰略中理解，認為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已經從過去的「接觸與期待改變」，逐漸轉向「競爭與降低風險」。
從軍事到社會：威權影響力的延伸
除了美中關係，余杰也談到中國對海外社會的影響。他認為，中共的影響力已不只存在於軍事或外交領域，也延伸至企業、學術、文化與海外華人社群。因此，近年各國對跨境鎮壓、政治影響力、資訊戰與供應鏈安全的討論，也使「民主國家如何面對威權國家的全球影響」成為重要議題。
余杰以美國企業與中國資本的關係為例，指出當經濟利益與國家戰略逐漸交織，民主國家便需要重新思考：當企業、資金與關鍵產業與威權政權產生高度依賴時，這些關係是否可能進一步轉化為政治與安全上的風險。
回到台灣：民主制度需要怎樣的公民？
最後，余杰將討論拉回台灣。他引用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對民主制度與公民德性的思考，認為民主制度能否長久運作，除了制度設計之外，也取決於公民是否願意理解公共議題、辨識政治選擇背後的價值，以及承擔民主社會中的責任。
對台灣而言，面對中國與全球局勢的變化，問題或許不只是「要支持誰」或「反對誰」，而是我們是否有能力理解歷史、辨識資訊，並在公共討論中形成自己的判斷。民主並不只存在於投票的那一天，也存在於我們平時如何理解歷史、面對不同意見，以及如何參與公共事務。
從「養共為患」到今日的全球戰略競爭，余杰試圖提醒我們，台灣如何在快速變動的國際局勢中理解自身的位置。當民主面對威權挑戰，制度本身固然重要，但民主社會中的每一個人，也都需要持續累積理解歷史、辨識資訊與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。
正如余杰在講座中所強調，民主制度若要真正紮根，仍需要公民共同維繫。對台灣而言，這或許也是面對未來局勢時，每一個公民都必須思考的課題。
